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
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较为复杂，但总体看，包括环境改善效应和环境负效应两个大的方面。
一、国际贸易的环境改善效应
国际贸易扩大了资源的配置范围，使生产和消费活动能够超出中国自然资源的供给范围和环境的承载容量，使中国可以通过进口资源和生态服务来解决国内短缺资源的供给问题。
通过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缓解了中国资源短缺和能源供求失衡的矛盾。由于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日益扩大，中国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全球原材料和能源重要的进口国。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交通运输行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国内石油供应趋紧，需通过进口缓解供需矛盾。从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从2001年的29.1％上升到2006年的47.3％。原材料的直接进口扩大了资源供给，缓解了市场需求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包涵于进口的产品之中，借助贸易可以实现资源的间接进口。例如，1996年~2001年间通过粮食进口相当于节省了国内1860亿立方米水资源。
通过进口废弃物资源，补充了资源的直接进口。近年来，中国废弃物资源进口增长快，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弃物进口国。进口可利用的废弃物可以替代部分资源的直接进口，对于中国和全球的资源循环利用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发达国家进行废弃物处置的成本高，而中国的处置成本较为低廉，因此中国在废旧资源的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2006年中国进口废物资源3895万吨，进口金额达133.47亿美元。在部分产品中，进口废弃资源占相当高的比重。例如，2006年，中国进口废钢铁418.8万吨，相当于当年1851万吨进口钢材的1/5以上；进口废纸1962万吨，相当于当年796万吨进口纸浆的两倍多。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了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环境治理水平。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还为中国提供了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目前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水平明显高于中国的情况下，通过开展技术贸易和货物贸易，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既可以使中国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明显提高，也可以迅速提升中国的环境治理水平。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1982年~2005年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43.4亿美元增长到1570.8亿美元，20多年间增长了35.5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高技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其进口额甚至超过了能源等国内短缺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例如，2005年中国进口计算机芯片810亿美元，是当年原油进口额的1.6倍。
二、国际贸易的环境负效应
贸易是货物或服务的价值交换过程，既承载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又承载着一定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随着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在向全球输出大量制造业产品，成为全球重要加工基地的同时，全球资源消耗越来越向中国集中，环境污染也呈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事实上，中国在迅速积累货物贸易顺差的同时，也在迅速积累环境贸易逆差。
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负面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货物贸易的大量出口，特别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加速了一些地区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二是伴随着中国废弃物资源进口总量的增长，非法废弃物进口屡禁不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全球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80％出口亚洲，其中又有90％进入中国。三是中国进口产品中有许多奢侈品，例如进口大排量豪华轿车带来3个方面的负面效应:耗油量大，污染严重；耗资大，机会成本高，使得投入环境改善的资金减少；促成社会对奢侈消费方式的仿效，客观上加剧了国内环境压力。
1.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而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巨大且连续多年出现顺差，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7606.9亿美元，顺差1755亿美元，经常账户余额已经占到GDP的9％左右。过大的贸易顺差不仅造成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引发贸易争端，而且中国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首先，由于国内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过低，以及环境污染没有真正计入企业成本，导致资源性产品过度供给，相应地刺激了下游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并且导致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这相当于用中国的资源和原材料去补贴国外消费者，同时把大量污染留在国内，造成中国居民福利的净损失。例如，通过对1999年~2004年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商品的环境影响评估发现，纺织行业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污染物总量和能源消耗也呈相应的增加趋势。其次，对废弃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许多进口废物在中国处理后，提炼回收的资源产品，通过中间商又运回发达国家，没有起到补充国内资源不足的目的，而只是以污染环境、消耗能源来换取微薄利润。
2.从内涵能源(指的是产品生产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的净出口看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质
尽管中国不断提升外贸出口结构，但在国际贸易体系和产品供应链中仍处于相对低端。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相比，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单位出口贸易额的资源能源消耗较高。研究表明，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增长速度看，外贸出口背后的内涵能源都是相当大的。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据测算，从2001年~2006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从2.1亿吨标煤增长到6.3亿吨标煤，呈稳定快速增长趋势。其中，2002年中国内涵能源净出口总量约2.4亿吨标煤，占当年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的16％。内涵能源出口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为7524万吨标煤和4894万吨标煤，二者之和占净出口内涵能源总量的50％以上。从部门分析看，一些传统的出口优势部门因出口总量较大而位居内涵能源出口的前列。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占前3位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是出口内涵能源最多的部门。以2002年为例，3行业分别占内涵能源出口量的13.4％、12.3％和12.5％。此外，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尽管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3.5％和1％，但其出口商品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在内涵能源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7.1％和2.3％，大大高于其贸易额的比例。
中国在内涵能源净出口的同时，还在国内净增加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根据研究，2004年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为4.62亿吨碳，进口的内涵能源1.40亿吨碳，相当于净增国内碳排放3.22亿吨碳。此外，通过贸易和环境的平衡核算还发现，“十五”期间每年通过对外贸易造成的SO2逆差约为150万吨，占每年SO2排放总量的近6％。
内涵能源的研究揭示了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的结果，而且也是国外市场需求拉动货物出口迅速增加的结果。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商品替代本国生产，在增加中国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同时，实际上减少了自身的能源消费和排放，是主要的受益方，尤其是美国，占2002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总量的31％，其次是日本和欧盟等国。
由此看来，只考虑贸易顺差的财富积累效应是不全面的。尽管贸易能够推
动经济增长，但同时还应考虑目前的贸易增长方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应高度关注目前贸易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贸易发展方式的优化。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流入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全球FDI为9160亿美元，中国虽然引进外资政策发生变化，但2005年仍引进FDI724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FDI接受国，占发展中国家引进FDI的22％。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近450家在华投资。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1.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贡献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并提高了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引导下，许多跨国企业在对中国增加投资的同时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活动。对于相关行业而言，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不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产品和设备，而且还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0％左右，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在地区分布上，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提高了这一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并发挥示范辐射效应，促进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和技能提升。
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注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和环境管理经验，并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2.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负面影响
随着FDI流入规模的迅速增长，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首先，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大规模出口，助推了近年来贸易顺差上升，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其次，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导致外资对内资形成“挤出效应”，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民族品牌也屡受跨国公司品牌的打压。第三，中国引资政策的缺陷和引资结构的不平衡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企业结构的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制造业一般占70％左右，农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高。在区域分布中，85％的FDI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只有15％。
值得注意的是，FDI所选用的技术虽然高于国内一般水平，但并非国际先进水平，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低于发达国家本土的先进技术。由于技术投入的锁定效应，不可能立即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推延了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此外，基于跨国公司技术垄断和技术保密等因素，近年来外商企业独资的趋势越来越强，加大了中国利用国际先进的技术的难度。
随着中国引入FDI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对中国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增大。资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正在向资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集中。1995年投资污染密集产业的外商占外商投资企业数的30％左右，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4.19％。与此相比，对环保产业的外商投资所占比例不到0.2％。此外，由于东部地区环境标准逐渐提高，受到中西部开发战略的推动，外资可能转向中西部发展采掘业和制造业，并转移东部地区落后的淘汰行业，最终结果可能是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变相的“污染转移”。
综合考虑FDI对中国发展与环境的影响，在企业和地方层面，FDI带来的经济效益明显，但是，从宏观层面看，FDI对环境与发展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之所以在微观和宏观上形成较大的反差，是因为中国的引资政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和其他相关的政策还不到位，从而导致地方政府产生以环境换资金，把引资数量当成提高政绩的错误观念，以及中国资源价格低、环境标准低、环境法规不健全、环境执法不严等原因造成的。
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对全球的贡献
中国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的发动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2005年接近29％。其次，通过带动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初级产品出口国地位上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而受益。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市场价格的高涨，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第三，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促进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抑制了通货膨胀。例如，欧盟在中国入世之后的5年间，不但大大受益于对中国的投资，而且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1倍，价格低廉的商品有助于其抑制通胀和利率上升。第四，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投资和援助项目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大量的基础设施，进行人员培训和技术转移，促进了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二、中国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对全球环境与发展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在对全球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全球资源和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以及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全球资源和环境形成较大的压力。2004年中国GDP约占世界的5％，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94年~2004年中国能源消耗占全球新增消耗量的30％，其中煤炭占59％，石油占28％，钢的消耗占全球新增消耗量一半左右。其次，中国在获取外部资源、开拓国外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受技术因素和经验不足的制约，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状况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既是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引起的，同时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最终也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中国对外投资及其全球影响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1990年~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了23.5倍。2002年~2006年，对外投资年均增长60％，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06年底，已有超过5000家国内企业在172个国家建立了近1万家海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2006年中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占到全球的
2.7％，位于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13位。在地区分布上，南美、亚洲、欧洲和非洲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地区。
伴随着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近年来也快速增长。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82年的0.7％提高到2005年的3.3％，世界排名相应由第28位上升到第8位。中国对外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发展。
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转变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从政治目标导向到商业利益导向；从中央统一调控到地方自主管理和企业导向；从资源获取的单一目标到寻求资源、技术和市场的多重目的。
但是，由于受利益导向驱动，加上监督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开发过程中污染和破坏当地环境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可从企业环境责任着手，将国际上作为自愿性措施的“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国家贸易政策、投资政策、金融和信贷等政策，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中国不同发展模式选择对全球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能耗强度曲线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走势，并与产业结构的阶段性演变呈现很强的对应关系。根据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开始出现拐点，2007年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在2006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同比降低3％，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由升转降，同比分别减少1.81％和0.28％，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增幅明显减小。但目前中国总体上处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是能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时期。预计到2010年左右，中国高能耗、高污染的原材料产业的发展速度将会趋于稳定，而附加价值较高的高加工度制造业将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工业规模，将导致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继续增加，在全球大气环境容量有限、气候变化的影响明显显现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将对能源和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相区别，中国政府确定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建立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既体现传统工业化的部分特征，同时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跟踪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使现代服务业也获得较快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走的是压缩式的工业化道路，即在工业化的进程上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明显缩短，但是在短时间内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强度明显上升。对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与能源环境的关系，以及对全球能源和环境的影响，有5个基本判断:第一，中国工业化面临的约束条件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不同，更直接地体现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上，虽然资金和技术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第二，中国工业化的终点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不同，特别是体现在资源消耗和物质财富的人均占有量上。第三，中国摆脱工业化约束条件的路径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同，不是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而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在现有的国际公约和组织框架下进行。第四，中国工业化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不同还在于中国工业化的界限是不清晰的，不是整齐划一的，各种生产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存在，但主体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第五，中国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中国深层次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资源问题既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又要考虑由此可能对全球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调整贸易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1.利用贸易顺差，进口高内涵能源的产品和技术，缩小产品贸易不平衡和由内涵能源净出口增长所导致的不平衡问题。在直接进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的同时，还应该适当扩大高耗能产品的进口、抑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
2.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也减少资源环境逆差。应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加征环境税，扭转目前资源性产品价格较低和企业承担的环境破坏成本较低的状况。
3.优化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在促进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升级的同时，积极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引入环境友好型的加工贸易。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增强中国服务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促进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
4.加强废弃物贸易的环境监管，做好全国废物贸易环境管理和区域规划；对于可用作原材料的进口废弃物进行生命周期分析，实行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对进口原材料如棉花、木材、矿石等的原产地进行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估，防止对原产地环境的不利影响。
5.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投资贸易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履约和国内的政策法律监管，遏制危险废弃物的非法交易。限制进口废物的加工企业再出口相应的原材料。
二、加强对跨国企业及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
1.提高投资的环境和技术标准，树立绿色投资理念，加强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对引进外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鼓励环境友好企业和产业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加强政府部门对对外投资活动的引导和管理，通过制定绿色投资指南，在对外投资项目尤其是自然资源开发投资领域中采取设立环境条款等方式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减轻对东道国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2.制定外商投资产业的政策目录，实行分类指导，依据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准、污染性大小及投资地区(东中西)的环境容量，分别实行禁止性、限定性或允许性的市场准入政策。
要点提示
国际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会对环境保护同时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保护环境是目前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将环保措施纳入到国际贸易的目标和规则中，日益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同，环保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编辑心得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使得环境问题与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我们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关键问题来处理，从全球视角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作者: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
中外方组长:叶汝求，国务院参事；Christopher Flavin ，地球观察研究所所长
中外方专家:任勇，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可持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Jeremy Warford，世界银行远高级经济学家；TariqJ.Banuri，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主任
参加研究单位: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可持续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