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焦点:7月7日，江苏省副省长仇和代表江苏省政府与太湖流域5市市长签订太湖治污责任状。一部分人为江苏“治污先治官”的措施叫好，强调治污应首先改变官员轻视环保的政绩观。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严格的制度可以对人性实现改造，治污的根本还在于建立完善的环保制度。污染治理的症结究竟在于不正确的官员政绩观，还是环保制度本身的缺陷？
　　甲方观点
　　“治污必先治官”是遏制污染的有效途径和最佳切入点，应当成为各地推崇的环保新思路。
　　环境保护要靠“官德”导航
　　尹卫国
　　太湖蓝藻暴发促使江苏调整治污思路，实施严格的问责制，“治污先治官”，这个思路值得叫好。表面上看治污与治官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实则不然，在官员权力过于强大的现实环境下；在地方政府对环境决策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与之博弈的其他社会力量过于弱势的现实面前，尤其当部分官员把发展“污染经济”作为升官的重量级砝码，“治污必先治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可称是遏制污染的有效途径和最佳切入点。大量事实说明，那些污染猖獗、屡查屡犯、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背后都有当地政府或官员挺身“护污”的影子，甚至公开充当“保护伞”。
　　这些官员为何要“护污”？关键是现行干部考核机制存在“生态缺陷”，一些地方只注重GDP发展和财税增长，忽视GDP增长的环保考核，或把生态保护当作软指标，没作硬性规定，经济发展了，干部就有功，就能得到提拔升迁。而选择“绿色GDP”是要投入大量成本的，那些急功近利依靠GDP给自己加官晋级的官员，势必会抛弃“绿色GDP”，而选择“污染GDP”，把污染成本甩给老百姓和其他地方扛。
　　可见，“治污必先治官”应当成为各地推崇的环保新思路。要让官员远离污染、亲近环保，就必须把生态指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一票否决”，使环保真正成为悬挂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前段时间一些地方曾出台“绿色GDP”考核办法，但笔者至今尚未发现有动真格的，令人非常遗憾。生态考核不能只说不做了。
　　乙方观点
　　只有建立严格的环保制度才能谈得上严格的环保问责，要对环境污染的制造者绝不手软。
　　要建立严格的环保制度
　　陆涛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地方官员为污染掩饰开脱”的怪事，可见这并非是个别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重大污染事故频发的社会背景下，更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这再次说明:我们不是缺少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而是这些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大打折扣，环保法甚至正在沦为强制力、约束力都较低的“软法”；由于种种原因，环保执法在许多地方业已陷入某种令人无可奈何的困局——说起来“高度重视”，做起来却轻描淡写甚至无足轻重，可执行可不执行。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律；批准和签署了51项多边国际环境条约，有1600余件各地环境规章。但是，每年全国环境污染事故多达上万件，而最近8年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仅为数起。面对层出不穷的环境违法事件，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一个“罚”字，却鲜见有关官员被问责，相关责任人被处置。不管多大的事故，最终还是一罚了之。不仅如此，违法者受不到惩处，却能从污染环境杀鸡取卵般的发展中获取经济利益；而守法者因治理环境反而增加了成本，在经济上吃了亏，从而导致“守法吃亏、违法占便宜”的现象。
　　土地和环境都是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应该像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一样，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这意味着要对环境污染的制造者绝不手软。否则，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不可能得到根本遏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也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