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执行力，恐怕是新成立的环境保护部切实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能、完成新形势下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
　　近段时间以来，环境保护部如何加强建设、履行职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两会”期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专家学者和环保系统自身，都对此进行了热烈探讨。环境保护部召开座谈会，邀请“两委”委员和部分地方环保局长各抒己见、积极建言，体现了广开门路、积极纳谏的精神和集中智慧、科学决策、锐意改革，坚决不负党和人民重托的决心。
　　从党和国家决定成立环境保护部并提出增强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力度的要求来看，决策力、协调力和监督力是必须增强的，然而要使这3个方面的力量真正增强并切实得到体现，必须以执行力的增强作为保障。
　　毋庸置疑，执行力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制约了环保部门对环境保护的统一监管，阻碍了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甚至会削弱社会公信力。
　　前段时间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公布污染企业名单，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在分析诸多跨国公司环境违法问题的症结时，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一语中的:“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的环境法律法规，但是执行不严，执法力度不够。”
　　国内与国外不同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敢于铤而走险，忽略环保这一环，从一个侧面表明一定有适应这类企业生存的土壤。不客气地说，还有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所谓的国际知名企业落户，甚至不惜降低环境准入门槛，为跨国企业的肆意排污推波助澜。有些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被曝光后，还推说这是企业中国化的结果，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个讽刺。
　　客观地说，企业违法排污在我国并不是个别现象，也不只存在于跨国企业中。为了增强环境执法执行力，提高执法效能，有效消除一些排污企业“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现象，必须坚持和完善环保后督察制度并强化这一制度的刚性，从而彻底扭转一些地方过去对环境违法行为调查而不处罚、处罚而不执行、执行而不到位的局面。在后督察中，尤其应重视强化强制执行和追究责任两个环节。
　　所谓“后督察”，自然应该是在判定企业有环境违法行为后，对环境执法进行监督并对处罚措施加以落实，但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环保后督察制度，不仅在处罚金额上没有突破，在追究责任方面也鲜有办法，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仍然缺乏更有力更具体的处罚措施，简单地说，就是缺乏“刚性”，这使得不少污染企业面对“后督察”仍然“面不改色”。浙江一基层环保局在例行检查时，一家污染企业的老总当场扔给执法人员120万元，气焰嚣张地说:“我把一年的罚款都给你，今年就不要来检查了！”事实证明，要让这些企业服软，还得多跟他们算算经济账，从根本上改变“违法成本低”的现状。
　　要让“后督察”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下猛药、出新招，并建设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比如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并逐步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就是通过实践证明有用的好办法。为提高环境监管力度，江苏省南京市从今年1月起将在全市约1600家企业中，筛选出占污染负荷80％以上的1100多家企业，作为环境行为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化企业。同时，还将去年挂牌督办、受到行政处罚、发生污染事故、下达限期治理或整改和投诉扰民严重的单位，全部纳入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名单。被评价企业将以“绿、蓝、黄、红、黑”五种颜色，代表不同环境行为评价结果进行公示，规定连续两年以上评价结果为黑色的企业，应责令停产整治，仍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将报同级人民政府实施关闭。
　　试想，如果一个人向某银行贷款后不按期还款或拒绝还款，将不会再有任何一家银行再向他提供贷款，因为他的银行信用记录不良。这体现了个人征信机制在银行规避风险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同样地，我们把企业的环境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可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斩断污染企业资金链条，等于对它们开征了间接污染税。只有这样，后督察制度才能起到实质性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