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小传
梁从诫，1932年8月生于北平。
1989年开始，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以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1995年，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
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同年获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2000年，被原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以及“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同年，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表彰他在保护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做出卓越贡献。
2003年12月，获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
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2006年1月，获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08年，被人民网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大环保贡献人物”，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年度人物”。
去年底，《南方周末》评选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年度人物，在评出的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几位重量级人物中有邓小平(1992年度)、江泽民(1997年度)、朱镕基(1998年度)，1994年的代表人物是梁从诫先生。
1994年，梁从诫先生领衔与杨东平、梁晓燕等几位仁人志士，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这些环保志愿者们，怀着对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深深忧虑，倾注自己一腔热血，在中国大地上舞动环境保护志愿者的大旗，开创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神圣事业。
梁先生认为，中国公民必须尽快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履行抵制、监督、举报破坏环境者的社会职责，中国绝不能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弯路。
采访自然之友那天，我到得稍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墙上挂着的一幅字映入了我的眼帘——“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工作人员说，这是梁从诫先生的墨宝。梁先生，他的人，他的字，他的言行，陪伴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和所有被他的精神感动的后来者，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尽心尽力尽责。
1993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青青野草散发着浓郁的清香。旁边的渠水早已不再清澈，混浊得如同草坪上围坐着人们的心，迷茫、忧虑、惆怅。他们担忧，被经济快车带起的物质贪欲，再乘以13亿的人口基数，贪欲便呈几何级数放大，对原已稀缺的资源带来更大的威胁，给早已不堪重负的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他们不愿等酸雨落到自己头上才去呼吁治理，森林毁灭了才想起植树，大部分物种灭绝了才担忧人类自己的命运。他们要做些什么？
这个后来被称为“玲珑塔聚会”的活动，标志着自然之友的正式成立。
在成立会上，梁先生做了主导发言。他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公民必须尽快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树立爱护大自然的新理念，履行抵制、监督、举报环境破坏者的社会职责，中国绝不能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弯路。
“自然之友”成立之初，梁从诫经常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去北京郊区植树，去风景名胜区捡拾垃圾。这些普通人组织起来的绿色志愿者们，默默做着自己想到、看到的身边每一件小事、琐事，用梁先生话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而作为一个组织，就要有活动目标、明确方向、主攻阵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结成的民间组织，能做些什么呢？
梁从诫先生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已深刻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环境状况必须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于是，他们首先选择了从提高大中小学生的环境意识入手，以全新的理念为祖国培养环保后备生力军。为了将环境教育深入开展，让更多的孩子从小爱护家乡一草一木，自然之友借鉴了德国绿色环保组织的一些做法，创办了自己的环保宣传车，在宣传车身上画上欢蹦乱跳的藏羚羊，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羚羊车”。无论酷暑严寒，“羚羊车”都会载着自然之友的会员和志愿者在祖国的大疆南北从城市到农村不停地进行环保宣讲。他们每到一处都给孩子们讲故事、做游戏，以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启发学生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他们经常地告诫孩子们，如果河水被污染了，就再也见不到活泼的鱼儿和小虾；如果山上的大树被砍光了，鸟儿们就会失去自己的乐园，由此我们生存的美好家园需要大家用心去爱护。就这样，每年“羚羊车”都会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流动，环境教育这张网一天天一年年在扩大、在发展。
与此同时，梁先生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首都乃至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演讲台上，他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幽默睿智的语言，以他纵览祖国生态安全的大视野，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激励着年轻学子们投身到不断壮大的中国环保大军中。
为作报告，他曾特意绘制了3张图表，一张中国人口分布图，一张全国自然生态植被分布示意图，还有一张是我国自汉代以来人口增长的图表。梁先生以这3张图表告诫人们，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拥挤在东部有限的土地上，特别是建国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人口的不断增长已形成陡然激增的态势；大面积天然绿色林带在人类侵蚀下骤减，已退居中国版图边缘地带。他以这种形象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面对如此脆弱的生态环境，难道我们不应该万分忧虑，不应该奋起做些保护环境的事情吗？简单的图表数字，洋溢着激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着台下无数莘莘学子的心，激发起他们内心深藏着的社会责任感。
云南大学一位学生在给梁先生的信中说:“您的报告，我们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的，又是怀着深重的责任感反思的。”“在听您的报告之前，我们都还未想到要去做什么，所做的及所想的仅是‘自律’而已。在此之后，我们已经深刻地领悟到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以自身去影响周围的人们。”“听完报告的当天，我们就在讨论具体的行动。”梁先生在云南大学作完报告后，这些年轻学子就纷纷走出校园，去公园捡拾垃圾，去电台做直播宣传环保，并筹划成立环保社团，他们对祖国环境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就像种子在心中扎根、发芽。
一位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告诉我，十几年前正是聆听了梁先生的报告，才使自己有了对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火热的志向，最终使他下定决心加入到环保大军中，而今的他已经是环境保护部的一名副处长。说起这段往事，他为自己曾经是梁先生的忠实听众和坚定追随者而自豪。
奔波于各大院校的同时，梁先生凭借自己在海内外的影响，请来众多国内外知名环保人士，如美国著名环保人士珍妮·古道尔，在内蒙古恩格贝沙漠种树的年近90岁的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雄等等，他们的演讲和行为引起了年轻学子们的强烈反响。梁先生还请来坚守可可西里无人区保护藏羚羊的第二任“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并亲自陪他到首都各大学作报告。学生们自发点燃蜡烛，为大批被偷猎者残杀的藏羚羊默哀。烛火点燃时，学子们的心被灼痛，许多人从那一刻起，走上了保护藏羚羊、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
他很清楚，他必须执著，必须坚持。他必须不断地呼吁，让更多国人、更多国际知名人士携手共同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保护其他濒危物种。
1995年梁先生得到一个坏消息，云南德钦县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他立即和其他环保志愿者们联起手来展开了保护滇金丝猴的行动。他一方面通过媒体朋友报道这件事实，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直接上书中央领导，很快，原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做了批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初步制止了那里的大肆砍伐。
然而两年后，人们却意外地发现那里的野蛮砍伐并没有完全停止。梁先生气愤之极，再次联络媒体对此事进行公开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补贴到手，斧锯出手”为题，将此事真相再次向社会公开报道。
那年夏天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特意安排在桂林与7位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座谈，梁从诫先生受到邀请。
座谈会那天，梁先生带了一幅自然之友会员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母子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中方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劝阻他别拿着东西进会场，梁先生当时非常生气。他说，不让我带进这份礼物，我也不进去了。场面一下子紧张起来，最后在有关人员协调下，梁先生终于如愿带着礼物走进了会场。
他必须执著，必须坚持。他很清楚，保护滇金丝猴的重任远远没有完成，今天保住了这片原始森林，明天后天说不定又会有人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垂涎这块珍贵的森林资源。他必须不断地呼吁，让更多国人、更多国际知名人士携手共同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保护其他濒危物种。
克林顿看着照片饶有兴致地问，“目前这种金丝猴数量还有多少？”
“不足1200只！”梁先生说:“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
克林顿认真端详照片上的滇金丝猴母子俩，然后幽默地说，“哦，这是我的表亲。”
众人畅怀大笑。
和滇金丝猴一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也时刻装在梁先生的心中。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梁先生受邀参加英国大使馆为前首相布莱尔访华在古观象台举行的酒会。梁先生利用这个机会，亲自用英文给布莱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到，我愿利用您访问中国的这个机会，提请您注意藏羚羊的悲惨处境，并请求您对我们保护这种濒危物种的努力给予支持。对于早已列入《国际野生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严禁贸易物种名录的藏羚羊，它的羊绒制品在欧美上流社会受到追捧，高达数万元人民币一条的藏羚羊羊绒围巾，从每只羊身上只能取绒125~150克，为此，每年至少近两万只藏羚羊惨遭屠杀。任其下去，藏羚羊将面临灭绝。梁先生在给布莱尔的信中恳切地说，“我请求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你们的欧洲同事中的影响，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藏羚羊悲惨的处境，并和我们一道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酒会上这封信被直接送给了布莱尔。
第二天，布莱尔就回了信，“你对非法猎杀藏羚羊的憎恶和你对这一物种前景的忧虑，我深怀同感。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部门，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不久，英国苏格兰场(英国伦敦警察局的别称)保护野生动物的负责人给梁先生来信，赞扬他为中国环保事业呕心沥血、身体力行的行为，并表示在布莱尔首相的亲自关注下，苏格兰场将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为了可可西里高原上的藏羚羊，梁先生还出过一次车祸。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梁先生携夫人方晶、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记者，前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此之前，当地野牦牛队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了近400张藏羚羊皮，梁先生及一行人此次前去正是要处理这件事情。用梁先生的话说，去烧一把火。
野牦牛队队员把近400张藏羚羊皮和沙狐皮堆放在保护站前的空地上，浇上汽油点燃火把，烈焰腾空而起。几年前为保护藏羚羊牺牲的索南达杰在天堂默默注视，不久后惨遭杀害的后任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野牦牛队全体队员们以及梁先生一行人都在沉默注视。此刻的沉默，既是无尽的哀悼，也是无言的控诉和无声的告慰。
据同去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康雪回忆，在他们返回西宁机场的路上，越野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猛地打弯，坐在最后排中间的她一下子被摔到最前方司机旁边，轰地一声，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康雪慢慢醒来时，四周一片洁白，梁先生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康雪吃力地问，我伤的重吗？梁先生摇摇头。康雪这才发现，梁先生右臂活动不大自然，“您，您受伤了？”梁先生仍然摇摇头，没什么，没什么。康雪后来才知道，同车的人都不同程度受了伤，梁先生右臂脱臼，头部轻度外伤，夫人方晶老师腰肋间软组织挫伤，康雪伤的最重。
采访时康雪一再提到，当时梁先生不告诉自己伤势如何，总是安慰她。后来大家见面“集体庆生”时，他也不愿多提这次车祸，但康雪和其他人都能感觉到，车祸给梁先生带来的心理重创，远远超过身体的伤害。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同去的朋友同事受伤而深感自责。
康雪第一次说出“梁先生改变了我的一生”时，我并没有太在意。梁先生是个充满人格魅力的人，儒雅谈吐，不凡气度，率真性情，传奇一生，几乎让所有接触过的人们不由自主流露出对他的崇敬和仰慕。采访康雪一个多小时内，她居然多次重复同样一句话，我忍不住问，“改变一生，有这么沉重？”康雪认真地说，“一点儿也不过分，梁先生的确改变了我的一生。”
和她周围许多朋友一样，康雪曾以年轻热情、为民承担、为国分忧的赤诚踏入社会。然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令她非常失望，一度把自己封闭在小家庭里，精神和追求全部凝集到几十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偶然机会，她参加了“玲珑塔聚会”。渐渐，她被梁从诫先生的演讲所吸引。梁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独到见解，对公民必须承担的道义，对建立起环保民间组织，让每一个人的“小我”在这一神圣的社会平台上，尽情放大成为祖国为社会为民众的“大我”。刹那间，一面纯洁的镜子照耀所有参加会的人，康雪只觉得热血沸腾，寻觅已久的精神向往飞出了囚困空间。那刻起，康雪认定后半生要做一名环保志愿者，义无反顾跟随梁从诫先生从事民间环保这一高尚神圣的事业。
2005年，圆明园遗址在整修时，被媒体披露使用塑料薄膜铺湖底，破坏了这片珍贵湿地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梁先生及一大批环保志士以“公众”、“民间”的身份，及时向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反映，并终引起高层环境管理部门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为此召开专题论证会，请来各方专家、学者、官员、公众代表以及媒体，广泛听取大家意见，科学求证，最终制止了“铺膜事件”，成功保住了那片湿地，保护了圆明园地区的生态安全。
后来一次会议上，梁先生遇到了原国家环保总局王玉庆副局长。王玉庆提起梁先生当年给英国首相写信时说，你们民间环保组织做了我们政府部门想做又不便直接出面去做的事情，你办了件大好事。
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完全崭新的“公众参与”意识和视角，做了许多政府部门想做而不便做，亦或暂时无法顾及的事情。
梁先生常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
公民常常是复杂的，看到社会问题疾呼后得不到回应而悲哀。公民又常常是“布衣”、“草根”的同义词，属于弱势群体，经常伴随着无奈而蹒跚前行。
“草根”、“布衣”所代表的公民，又是精神地位崇高的群体。以梁从诫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群体，对祖国热爱，对社会负责，对人民牵挂的“大爱”，如高山水堰，深澈透明，一旦确立了自己守望环境的神圣目标，便飞流直下、一泻千里、永不回头！
环境保护部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梁从诫先生和自然之友，以及其他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时，用了一句极具崇尚之情的话语:“功不可没”。
虽然前途不明，虽然明知坎坷，虽然在中国绝无先例，有梁先生，有他率领的这群中国民间环保先知先行者，前途可以探寻，坎坷能够征服。
这是个不再崇尚英雄的时代，平庸将大多数人的心灵磨得圆滑，精神和气节同时从这些人心中逐渐消失。而此时，梁从诫先生和自然之友的同仁们穿越喧嚣凡尘，孤独而决然前行。
季羡林老先生曾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李后主有点像如来佛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我看，把这句话移赠给梁从诫，是更恰当的。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传承和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面临的严酷现实相碰撞，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和为国为民做实事的圆满结合，溢满环保志愿者的胸襟，流淌激荡在他们等待已久的血管。报国为民的夙愿终于在中国环境保护这一全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梁先生朴实真挚的公民意识，使他在这里成为当然的精神领袖。虽然前途不明，虽然明知坎坷，虽然在中国绝无先例，有梁先生，有他率领的这群中国民间环保先知先行者，前途可以探寻，坎坷能够征服。后来者，完全以梁先生为骄傲，以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而骄傲。
梁先生家客厅墙上有一幅不大的水墨画，清淡的笔墨描绘出幽静的江南农舍，这是梁先生的母亲林徽因女士的亲笔画。旁边是她的半身侧面画像，清秀、端庄、沉静、大气。
“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母亲林徽因把这首华美得纯净的著名诗句，送给刚刚出生的从诫。
如果说祖辈父辈给梁从诫留下了一些最为可贵的东西，那恐怕是一种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的执著。他的祖父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他的父亲梁思成为了保留北京古城，四处奔走呼喊；时间走到了今天，梁从诫为了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殚精竭虑。
梁先生的一位忘年之交说，梁先生敢于以耳顺之年抛开已有的学术地位和安逸的工作，去开创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原因有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家族传承的中国士大夫精神，在他心里深深扎根。梁启超父子为国为民未尽的种种遗憾，流淌在梁从诫的血脉，乃其一。欧美国家先知先行者们，无不将环境保护当作一种放大了的“时尚”，崇尚这种益于国家民族的“大爱”，这种时尚精神埋进梁先生心里，乃其二。梁先生有鲜明顽强卓尔不群的极强个性，一旦认准，决不回头，他要朝着自己和同道者选定的方向，哪怕坎坷，哪怕艰辛，哪怕困境，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乃其三。三个原因组合出梁先生的信念、追求，乃至行动，缺一不可。
《南方周末》选择梁从诫作为改革开放30年间1994年度代表人物时，这样评价到，“人是历史的刻度，我们一如既往关注那些推动中国进步及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向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致敬。”“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溯史倒评年度人物，彰显30年的艰辛与荣耀。”“梁从诫1994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精神源头。”
评选理由，“梁从诫，绿色中国推动者。”
采访札记
我想走近他
陈金陵
走到梁从诫先生家门外的时候，我刚从不远处的自然之友办公室走来。在那里，我填下志愿参加“自然之友”的申请表，我承认受了梁先生的影响，希望自己也成为自然之友中的一员。
梁先生身体欠安，已经无法接受采访。为了写好先生，我只得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寻找他的同事、朋友，他的亲人。采访时间拖得很长，即使找到各个采访者也不太容易。采访的最后，终于要来见梁先生本人了，虽然他已无法亲口讲述他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大爱”，讲述对当今环境污染现状的忧患，我还是走近他，倾听他的呼吸，感觉他的传奇。
我拿出刚在“自然之友”买的梁先生文化随笔集——《不重合的圈》，翻到印有他照片的第一页，试探性地问，梁先生，能为我签个名吗？
保姆连忙制止。梁先生没说话，接过笔，慢慢地一点一点、清清楚楚写下“梁－从－诫”，还有时间，“2008年12月2日”。
我衷心地祝福梁先生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重返环保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