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于晓刚，汉族，1952年出生。亚洲理工学院博士。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联合国环境署水坝与发展论坛正式成员。2006年获美国戈德曼环境奖。2009年获菲律宾政府麦格赛赛奖。
◆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金陵
于晓刚电脑的桌面背景，放着他今年8月底获颁菲律宾政府麦格赛赛奖的颁奖照片，右起第三位，正是他。
此刻，现为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简称“绿色流域”)主任的于晓刚坐在自己获奖照面前，心里想着那些和他命运紧紧相连、和绿色流域的发展紧紧相连的地方:拉市海、丽江，长江上游和整个大西南。不久，他将又一次去那里。
1 拉市海流域管理项目坚定了于晓刚和他率领的“绿色流域”践行公众参与的信念。
位于金沙江和澜沧江流域之间的高原湖泊拉市海，水域面积约1000公顷，是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境内最大的淡水水体。1998年拉市海成为云南省第一个省级高原湿地保护区，同年，拉市海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正式向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古城供水。慢慢的，拉市海从一个自然潮起潮落的天然湿地，变成了一个人工控制的水库，拉市海流域生态环境和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悄然巨变。森林大面积退化、大量耕地被洪水淹没、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加剧，使得渔业资源急剧衰退，当地纳西族和彝族山民的生活，随着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而被严重损害。迫于生存压力，原住民们加速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源，更加剧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十多年前，刚刚获得亚洲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不久的于晓刚到西南地区搞调研，来到拉市海。
之所以选择拉市海，源自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水灾害。于晓刚发现，大水系流域发生洪水或者干旱肆虐，往往病根在拉市海这样上万条的小支流小流域中。后者生态环境遭到的巨大破坏，直接影响了大水系的生态安全。而恰恰这些小支流小流域，却大多是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无暇顾及的地区。
于晓刚把拉市海小流域管理“放大”至保护中国七大水系生态安危的积极层面，确立了一个对于他和自己刚创建的“绿色流域”组织做环保公益事业最恰当的切入点。有人说，找到拉市海这一典型生态环境是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幸运；有人说，遇到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是拉市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幸事。
从来到拉市海那一刻起，于晓刚以及绿色流域组织，便和那里的原住民，和那里的山山水水同呼吸共命运。
在拉市海这样一个信息闭塞、经济欠发达而生态环境安全极为敏感的地区做环保公益事业，最大的难处就是得到当地政府和原住民的理解和支持。
一次，于晓刚带着绿色流域的几位工作人员要去深山里的村寨搞调研，乡长听说了，要陪他们一起去。乡长让随行的人背了两袋的白面。进了山寨，乡长亲自给五保户、贫困户分面，这家一碗，那家两碗。乡亲们哭了，纷纷感谢乡长和政府的关怀。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于晓刚，却难过地扭过头。
这个村寨叫上南尧村洋芋厂，它是距拉市海最远最偏僻的一个彝族村社，村民靠种植洋芋为生，生活贫困，有时不得不偷偷砍伐森林。要想在当地做好生态保护，必须先解决乡民们的温饱问题，这可不是光靠乡长每次上山背的一点儿面粉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于晓刚决定暂时先放下准备做的环保项目，把扶贫放在第一位。他和绿色流域的同事们找到一笔国外援助款，从临乡买来品种优良的洋芋籽种，给每户发了200公斤，让村民替换当地已经严重退化了洋芋品种。几个月后，洋芋大丰收，新的籽种达到每亩二三千公斤，远远超过原品种亩产五六百斤的好几倍。洋芋厂的乡亲们都笑了，拉着于晓刚高兴地说，家里半间屋子都堆满了洋芋，没地方放了，这下再也不愁吃了。
得到乡政府和原住民的认可，于晓刚带领绿色流域开始在当地筹建拉市海流域管理委员会。他认为，流域内土地、森林、水流等自然资源，以及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涉及到当地乡镇村政府以及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各群体的共同利益；拉市海流域管理委员会必须依靠该地域内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协商、科学规划，建立一个各方群体都能参与的决策平台，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和各方利益。
2000年7月，中国第一个以乡镇为基础的、公众共同参与的流域管理委员会，在拉市海诞生。
当地县乡政府官员，纳西族、彝族村民代表，妇女委员，以及于晓刚率领的绿色流域组织代表，在玉龙县拉市乡这块土地上，掀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崭新一页。
于晓刚帮助当地积极筹措资金，村民们投工投劳，挖塘蓄水，修建拦沙坝，形成了新的大面积湿地，旱季供水、雨季蓄洪，大大减少了拉市海的泥沙流入量，保护了流域的生态平衡。
为了挽救当地濒临绝境的渔业资源，于晓刚跑遍流域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共同规范管理拉市海，管理自己赖以生存的渔业资源。于晓刚邀请各方水利渔业专家对当地渔民进行培训，组织资金和技术力量，帮助渔民成立了拉市海湿地渔业技术经济合作协会。这是当地第一个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也是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从事湖泊渔业资源管理的社区群众组织——一个公众参与的、自己管理自己的社团集体。
于晓刚像爱护绿色流域一样珍惜这个新生群体，他带领工作人员帮助协会理事做详细的社区调查，写出《拉市海渔业资源衰退原因研究报告》，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让有关政府部门第一次直接听到当地渔民的呼声。
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项目，成了于晓刚和他领导的绿色流域在中国西部致力于推广可持续的参与式流域管理的最好印证。
于晓刚从这件事做起，践行着自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民主理念。
这是于晓刚的绿色信念。
2 在经济发展的高速行进中，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车轮子。
位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的怒江，近几年来为人们高度关注。一提到怒江，原本话语平稳的于晓刚，禁不住提高音调，把他多年来对怒江的解读，对怒江的爱恋，对怒江的忧虑，一点点清晰地剖析出来。
对于怒江特殊的地质地貌河流峡谷，于晓刚用了“怒的张扬”来形容。怒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世界级的物种基因库，则被他赞誉为“天生丽质”。于晓刚在对怒江流域经济开发的大环境中，提出既要做环境影响评价，也要实施“社会影响评价”的崭新理念。
于晓刚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我们并不是一味反对水电开发，反对在怒江以及长江上游等地区建大坝，毕竟水电是一种清洁能源，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如同怒江水电开发类的经济建设大项目，必须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有各种配套的政策法规，同时，也应该有促进该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影响评价机制，用以调整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和自然遗产，这样的经济发展项目才有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早在2002年，原国家计委出台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中，就建议在重大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中，引入社会影响评价体系。社会影响评价的理念早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倡导，国内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专家都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如何做好社会影响评价。于晓刚是较早倡导把这一理论运用于经济建设的有识之士之一。
金沙江流域有一位姓葛的村民，在金沙江虎跳峡水电站项目开发时，做了社会影响评价，葛姓公民带着八千多原住民在一封信上按了手印，表达了他们对该项目上马的担忧。“两会”期间，这封信按照正常程序递了上去。也许正是这封按有8000多鲜红手印的信件，以及众多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综合意见，虎跳峡以及其余几个开发项目后来都被叫停了。
葛姓公民曾和许多当地人一起，参加过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的社会影响评价培训班。正是在这样的培训中，他们扩大了视野，知道了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他们懂得了普通老百姓参与的分量，获得了如何参与的知识。正是在这种宝贵的参与下，全新的知识理念与老百姓的社会经济活动相结合，爆发出积极的社会能量。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同事们，在怒江以及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中，一点一点摸索，将社会影响评价理论与民众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几年来，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同事们，在云南省以及大西南地区组织了多次培训班，把社会影响评价的理念，绵绵细雨般播撒给当地老百姓，唤起他们维护自己应有权利的意识，增强他们对自己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于晓刚形象地比喻说，社会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好比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子，缺一不可。经济发展在高速行进中，哪一个轮子出了问题，弄不好都会带来颠覆性的后果。
于晓刚带领绿色流域组织践行社会影响评价时正逢汶川大地震，震灾带来的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灾害，凸显了大西南山区和峡谷流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于晓刚敏锐地瞄准这一社会需求，组织力量学习总结国际上社区灾害管理理论，以及国外一些NGO的实践经验，撰写培训教材，在国内第一个启动和开展了我国NGO和基层社区的“灾害社会评价与社区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灾后一年多时间里，于晓刚和绿色流域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受灾极重地区举办了4次培训班，参与灾后重建的近百家NGO和约60个社区大批人员得到培训。另外他们还在重庆、杭州、南宁举办的NGO能力建设活动中，大力宣传推广了社区灾害管理理念和方法。
2008年12月底，于晓刚受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的邀请，带领绿色流域调查组奔赴四川德阳市地震灾害严重地区开展了农村社区减灾能力调查。工作中，他们引入“参与式社区管理”的社会影响评价方法，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对德阳市中江县、罗江县部分农村防灾减灾现状的评估，获得国家减灾中心的好评。
3 “我们要做环保战士、勇士，做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有位来绿色流域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回忆，她第一次到绿色流域参加面试时，于晓刚在介绍拉市海等地做的环保项目的同时，也毫不隐晦地谈到绿色流域面临的种种困难。他告诉年轻人，以前确实有很多人劝阻他不要再坚持了，绿色流域的前景不容乐观，再做下去，只怕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这位年轻人并不十分理解。
国庆60周年前，于晓刚又一次带着绿色流域的工作人员奔赴丽江，奔赴拉市海，又一次走进洋芋厂彝族山寨。这个仅有几十口人的小山寨，几乎所有人都认得于晓刚。山民们看到于晓刚都围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像朋友，更像家人。恰好，有个曾经在绿色流域做过志愿者的美国人，带着一个学生团队来参观旅游，安排学生在各家住宿。这样，于晓刚和另外两位绿色流域的工作人员没地方住了。村里一位老者说，我们是自己人，看看哪家有空床，你们去挤挤吧。于晓刚眼睛湿润了，那位新来的年轻工作人员更为感动，乡亲们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当成家里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困难，自己都要坚持下去。
是的，是于晓刚牵头找来支持者捐赠的太阳能发电机，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才有了电，娃娃们上了学，妇女们进了识字班，村里才得以保护了生态，开发了旅游。是于晓刚帮助找来的洋芋优良籽种，使几十口山民告别了饥饿的日子，自觉自愿地加入到生态保护的行列。在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帮助下，拉市海流域管理委员会做了流域规划和治理培训，编写出拉市海生态史，开展了村级小流域治理项目，改变着当地生态环境小气候。河道治理，沼气建设，农林混种，有机农业，甚至保护当地纳西族、彝族传统文化，山清水秀不再是遥远的回忆。
然而，于晓刚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理解认可，一些怀疑和不负责任的评说纷纭而至。压力来自身边，来自社会。原来一些志愿者被“好心人”劝告退出绿色流域，他们离开时饱含的热泪、欲语还休的沉重，深深刺痛于晓刚的心。一位长者劝于晓刚，不要光想着保护生态环境而冲锋陷阵，为公众做事也不要让自己身陷窘境，千万千万要保护自己啊。于晓刚说到这里，禁不住话语哽咽。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压力，让这个50多岁的汉子如此动情，如此黯然？
这是一个把呼唤老百姓积极参与自己管理自己的公众事业，当做崇高去擎旗的人；这是一个把信仰看得高于利益的人。于晓刚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绿色流域组织没有做错什么，大家挺起腰杆，坚持下去，我和我的同事们要做环保战士、勇士，做对社会负责的人。
凭借扎扎实实为山民谋利益的行动，凭借锲而不舍的宣传和做好一个个环保项目的执着，于晓刚在拉市海流域、在长江上游地区、在大西南深山峡谷村村寨寨的原住民中，留下了令人敬佩的珍贵口碑，也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在国际上也获得了高度赞誉。
2006年4月，于晓刚获得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颁奖大会上，该奖创始人在致词中说，“获奖者是你们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无名英雄，他们都为了保护自己祖国的环境而奋斗，经常独自面对巨大的危险。他们的惊人成就使我们每一个人深受启发。”
今年5月的一天，于晓刚突然接到菲律宾一位大学教授的电话，说要专程来访。此时于晓刚正带着他的团队在川陕甘地震灾区做“灾害社会评价与社区灾害管理能力”培训班，从成都市到甘肃文县碧口镇，从西安市到重庆，整整有四五个月，于晓刚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在客人的一再要求下，于晓刚挤出时间，在路经德阳时和这位菲律宾教授谈了一个晚上。教授详细了解了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十年来的工作和环保项目。于晓刚发现，来人似乎对他和绿色流域非常了解，对他们所做工作的评价也非常客观。
第二天一早双方分手，于晓刚又带着团队奔赴另一个地震灾区，工作一忙就忘了前一夜的长谈。几个月后于晓刚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格赛赛奖”，他才猛然醒悟，那位菲律宾教授是专程来考察他和绿色流域组织的。
菲律宾政府“麦格赛赛奖”是为纪念前总统麦格赛赛而设立的政府大奖，专门授予亚洲各国有杰出成就的人物或组织，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大街上、宾馆里，到处挂着于晓刚和其他5位今年的“麦格赛赛奖”获奖者的巨幅画像。菲律宾政府对6位获奖者做了大量宣传，广大菲律宾老百姓把他们当成了英雄。国宾待遇的隆重颁奖典礼之后，于晓刚他们刚刚走出大厅，就被数不清的群众紧紧围住，握手、签名、交谈，整整一个多小时。
从菲律宾回来后，于晓刚把获奖时的照片做成电脑桌面，镜子般时时对着自己。他说每天面对照片都在提醒自己，这一天是否虚度，是不是偷懒了，为拉市海流域项目、为其他环保项目、为大西南的老百姓、为他们和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今天做了什么。
镜子有形，映照出于晓刚和绿色流域艰苦奋斗做环保实事的铁证；镜子无形，后面隐藏的东西，是责任？信仰？理想？追求？于晓刚自己最清楚。
公众参与的信仰
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人，几乎经历了共和国所有的风风雨雨，特殊的经历和教育，使他们的思维，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
于晓刚正是这样的人。
云南边境景颇族寨子插队的经历，毛泽东思想教育奠定的世界观，使于晓刚自然而然地对拉市海流域峡谷山寨里的纳西族、彝族山民，以及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以及长江上游村村寨寨的乡民们，有着深深的情感积淀。
在这种情感的召唤下，于晓刚带着绿色流域组织在拉市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乡镇为基础的公民“参与式流域管理委员会”。深山里的乡民们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第一次共同参与到对自己家乡生态环境的日常管理中，参与到关乎自己生存发展命运的决策中来。于晓刚带领绿色流域组织，传播公众参与的理念，使之在拉市海流域及其他地方扎扎实实地生根、开花、结果。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公众一员的身份，在参与中引导普通老百姓肩负起社会发展的责任。
对此，于晓刚和他的同事们说，我们只是把毛主席制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风，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赋予了时代的特征，在生态保护的实践中进行了诠释。
这是一种信仰，值得更多人们思考甚至追随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