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评论员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报告了4年来减排成绩单。二氧化硫减排指标提前一年完成，排放量下降13.14％，超过10％的约束性指标；化学需氧量减排任务接近完成，如期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已经没有问题。经过艰苦努力，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连续三年实现双下降，成绩来之不易，振奋人心。
　　这是我国首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污染防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实现了历史性大转折，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环境保护上言必行、行必果，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胜信心。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环境保护上能够担当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能够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4年来，完成减排任务成为执政关键词，推进污染减排成为政策主导向，以减排优化经济结构成为发展新抓手。在减排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找到了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突破口，丰富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科学发展的实践经验。
　　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坚强领导及坚定信心
　　污染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为破解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瓶颈制约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多年来，由于发展方式粗放，我国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在进一步实现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目标的新阶段，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上升为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源环境问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变成了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已经有条件集中力量解决一些突出环境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抓住时机，启动了污染减排大战役。
　　这是一场举国参与的重大战役，党中央、国务院为打胜这场硬仗做出了全面部署。由于任务繁重、困难很大，4年来的污染减排历程曲折而又艰辛，犹如逆水行舟，一波三折。一是在推进减排的同时，要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而我国粗放型发展方式、重化型工业结构一时难以改变；二是思想认识、资金投入、治污设施等难以满足减排的需要，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与减排存在着不适应、不协调的地方。但是，污染减排首战必胜、没有退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污染减排方略，从组织领导、任务落实、政策支持、制度保障等方面做出了部署安排，使污染减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有序、措施有力、扎实推进。当污染减排工作遭遇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经济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等困难时，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果断决策，把加强节能环保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减排目标不改变，减排决心不动摇，力度不减弱，在关键时刻为污染减排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强大的推力。
　　坚持把污染减排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安排。从根本上说，环境问题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同时还是思想认识、消费方式、伦理道德、社会文化问题。“十一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要求加快实现环保历史性转变；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环境保护成为全党意志、执政方略，节能减排成为全民行动。在这个背景下，污染减排一开始就进入了国家宏观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同时部署；把减排约束性指标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硬杠杠，强化政府责任，形成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的局面。
　　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刚性约束所形成的作用机制，从更高层次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十一五”以来，从环保重视程度到政策执行力度，从治污设施建设到环境治理成效，环境保护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污染减排发挥了独特的载体作用，实现了放大效应，在于减排刚性约束推进了综合决策。
　　污染减排成为落实环保执政理念的重要载体。环境保护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衡量施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载体，就容易落空。由于污染减排有明确指标，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由抽象变为具体；由于有严格考核，政府环保政绩由虚变实。正因为如此，“十一五”以来，各地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和污染减排的关系，进一步增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了强大的环保执行力。
　　污染减排产生了积极的放大效应和带动作用。虽然“十一五”减排指标只涉及两项主要污染物，但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和带动性。污染减排带动了治污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在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时也削减了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同时，各地一批突出环境问题被纳入污染减排这项中心工作中一起抓，从而带动了全局工作开展。在推进污染减排过程中，大量落后产能被淘汰，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减少了资源能源消耗，提高了资源环境的经济效益。污染减排的放大效应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的政策导向、制度建设和环境文化。
　　污染减排促进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在更高层次走向融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污染减排既是环境政策，又是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作用机制使矛盾双方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调。4年来，各地各部门把环境容量作为规划和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用环评制度严控“两高一资”项目上马，用环境标准促使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以环境成本倒逼污染企业转变增长方式，走环境友好之路。这种综合决策产生了综合效益，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经济指标上升，发展质量提高，竞争能力增强。
　　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发展规律，探索创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防控污染方面一直行政手段用得多，法律和经济手段用得少；对污染企业以行政监管为主，基于市场机制的政策激励手段用得少。其结果是污染企业缺乏内在的治污动力，容易发生污染反弹，治理成果难以巩固。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同样也需要制度创新。注重制度建设，构建完备的体制机制，是加强环境保护的一条鲜活经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污染减排作为加强环境保护的创新实践，是一场利益博弈，面临着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引导与推动并重，以协调多方利益诉求。“十一五”以来，各地各部门把握环境保护发展规律，抓住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特点，积极探索环保新道路，采用综合手段来推进污染减排。
　　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增加污染减排的内在动力。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环境政策。“十一五”以来，我国更加注重用经济手段推进污染减排，各地各部门出台实施了差别电价、以奖代补、脱硫补贴、出口退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促使资源有效配置，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激励企业建设治污设施。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加快了减排步伐，健全了减排长效机制，而且有利于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
　　完善环境法规制度，增强污染减排的约束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推进污染减排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十一五”以来，我国制定和完善了包括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区域限批、规划环评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了政府的施政行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建立了考核、监测、预警、核查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使污染减排进入了制度化轨道；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环保问责。逐步完善的环境法规标准体系为完成减排约束性指标提供了刚性的制度保障。
　　严格执法监管，为污染减排提供外在动力。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原因，我国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不加强监督检查，治污任务难以落实，减排成果难以巩固。4年来，全国环保执法人员发扬中国环保精神，顶酷暑，冒严寒，宵衣旰食，深入排污企业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各地积极探索执法新模式，完善监管机制，提高执法效率，不断创造新业绩。他们的努力换来了青山绿水，他们的贡献载入了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史册。
　　污染减排初战告捷，环保历史性转变迈出了坚实步伐。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减排任务仍然很艰巨，容不得半点松懈；减排工作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需要用创新思路去破解。我们要保持昂扬斗志，乘胜前进，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十一五”减排指标和今年新增加的减排任务，提前谋划好“十二五”减排工作，为建设蓝天碧水的中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