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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

2017年09月27日作者:谢远笋来源:光明日报

  冯天瑜自幼博览,所获非止童趣,亦为人文启蒙,更养成喜读之性,“文革”期间亦不曾中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经再三权衡,他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跨入史学之门,自1979年开始,任教于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由于目睹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对文史哲均有涉猎,且稍长于综合,冯天瑜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专攻——此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前四五年。

  当时,冯天瑜已进中年,且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不数载,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享誉学界,这确乎令人称奇。此书作为冯氏的首部文化史专著,即被认为是“超过前人”之作,“已足以与柳先生(即柳诒徵)方轨”。(邱汉生语)其实,就其个人历程说来,这一切诚可谓蓄之久远,发于天然——他自幼即尽日徜徉书林,陶成人文之质,且有当代学人少有的家学渊源。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为了打破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的困局,梁任公提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在摒弃传统王朝政治史转而书写人群进化现象的新史学革命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发其端绪。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示有心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文化史目录》等少数篇目。

  1914年,林传甲所著的《中国文化史》面世,大约可算作目前所见的最早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著作了。此后,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热潮,出版了众多以中国文化史为名的经典之作,如柳诒徵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钱穆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由梁启超开启,经柳诒徵等人发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断了30余年之后方重新兴起,至今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便自觉接续这一学术传统,冯著《中华文化史》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整体与系统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谦说自己不过是追随前辈、时贤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早已是学界共识。冯氏在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领域的创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态”说。冯天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尝试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阐述文化学理论,建立中国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上篇(1990),还有《中国文化史断想》(1989)《人文论衡》(1997)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说。冯天瑜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生成”与“转型”两环节,聚焦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为中华文化生成之“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经典,他拟名为“元典”,探索中华元典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释常新之诠释史。“晚清”为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类探幽阐微之考析,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1994)。

  冯天瑜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张岱年语),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也由此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其间,冯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张之洞评传》(1994)、《辛亥首义史》(2011)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后一研究中,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堪为“口述史学”之典范。冯天瑜长期担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主持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与地方史构成冯天瑜治史之一体两翼。

  


编辑: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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