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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丛林里的特雷莎修女

2017年05月25日作者:来源:网易探索

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丛林里的特雷莎修女

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丛林里的特雷莎修女

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丛林里的特雷莎修女

 

  网易探索10月9日报道

  成为珍·古道尔:冈贝五十年

  1960年,一位英姿飒爽的动物爱好者在非洲坦噶尼喀的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Gombe Stream Game Reserve)扎下了营地,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科学训练,但她此行却是为了观察黑猩猩而来。时至今日,珍·古道尔的大名已经成为了物种保护神的代名词了。古道尔在冈贝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大,最为详细的野生动物研究之一,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关于黑猩猩的真相才刚刚拉开了帷幕。

  与“命运相遇”

  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明显可见的“与命运相遇”的时刻,但珍·古道尔的生命之中却存在这样的转折点。

  1960 年7月的某个清晨,她正在沿着坦噶尼喀湖偏远东岸的卵石滩艰难跋涉,这是珍·古道尔第一次造访这块后来被称为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地区,这一小块保护区是1943年英国殖民政府所设立的。她随身携带了一顶帐篷,几块镀锡板,一个掉了把手的杯子,一双劣质双筒望远镜,一位名叫多尼米克的非洲厨子,以及为她安全担忧坚持一同前来作伴的母亲。珍·古道尔此行是为了研究黑猩猩,更准确点说,是尝试研究黑猩猩。对此持怀疑论者都在盼着她出丑,不过也有一位名叫路易斯·李基的古生物学家看好珍,因为他曾招募珍参加过内罗毕的考古工作。

  一群沿湖滨布网打渔的本地人甚至还开了一个小小的派对以迎接珍的到来,并且还帮忙将她的研究工具运了过来。珍和母亲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帐篷搭好并安顿好一切。等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刚看到了黑猩猩。“于是我们马上就出发了,”珍当晚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到,“的确是黑猩猩。”当时她只是从远处模模糊糊的看了个大概。“当我们追上发现黑猩猩的那伙渔民时,黑猩猩早已溜之大吉了,我们还爬到了一个附近的斜坡上,还是看不到它的踪迹。”尽管如此,珍还是发现了附近一棵树上有一些弯曲的树枝被平整在一起:这是一处黑猩猩的巢穴,她对此作了认真的记录。现代野外生物学中一段经久不衰的重要传奇正是发轫于这段不起眼的数据记录中,珍·古道尔及其后来者对冈贝黑猩猩的行为作了连续细致的研究,其时间跨度长达50年。

  相关的科学史文献以富于童话色彩的笔调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的巅峰时期和代表性的细节。在刚开始进行黑猩猩研究的时候,年轻的古道尔小姐并无任何学术造诣,甚至连本科学位都没有。珍毕业于英格兰一所文秘学校,为人开朗热情,富于上进心,热爱动物,总是梦想去非洲进行实地研究。她自幼家境贫寒,由于缺乏男士,家中全靠女性当家,这也从小就练就了珍的坚强性格。刚到冈贝的头几个星期,珍一直努力摸索着研究黑猩猩的方法,由于感染疟疾发烧又浪费了一段时间,她在森林密布的山林中跋涉了很远,也瞥见了几只黑猩猩。经过多次接触以后,一只名叫“灰胡子大卫”的老年雄性黑猩猩终于被珍的耐性打动了,这只下巴胡须已变成灰白的黑猩猩开始对她投以信任的姿态。在大卫的帮助下,珍对黑猩猩进行三个方面的观测研究,其研究结果颠覆了体格人类学领域的传统观点,这三个方面分别是:黑猩猩的肉食行为(过去人们一直以为黑猩猩是纯粹的素食主义者),黑猩猩会使用工具(将植物茎秆伸进蚁穴探测),并制作工具(从植物茎秆上除去树叶),这些行为本该是人类预谋性行为的独有特质。这些发现进一步缩小了人类与黑猩猩在智力和文化上的认知差异。

  工具制作行为的观测在这三个观测结果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在恪守“人类才是唯一的工具制造者”的人类学研究圈中激起了轩然大波。珍的这项重大发现让路易斯·李基感到无比兴奋,在给珍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和‘人类’的相关概念,或者把黑猩猩接纳为人类的一员。”这是人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它标志着人类对自身本质的理解上了一个重要新台阶。另一项值得记住的有趣观点是,不管有没有改变人类的思维模式,这三个重大发现都是珍在开始野外考察之初的四个月内完成的。珍很快就进入了研究状态,但她在冈贝做出的贡献绝不是用这些小小成就就可以衡量的。

  冈贝研究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珍·古道尔“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概念,而在于她为野外类人猿的行为学研究设立了一个新标准,一个非常高的新标准,她在重视群体模式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个体特质上。珍创造了研究方案、一整套道德标准和相关的智力要素,实际上,她创造了科学世界与黑猩猩社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她的这些创举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位女性所能承载的一切。冈贝研究拓展了多个科学领域,在克服了重重危机以后开始逐渐以服务黑猩猩为目的,这些功用甚至连珍和路易斯·李基都没有预测到;另外,冈贝研究还采纳了各种新方法(卫星定位、内分泌学和分子遗传学),它所解决的问题已经大大超越了动物行为学的研究领域。例如,针对粪便和尿液样本的分子分析技术就揭示了关于黑猩猩和某些致病微生物之间起源关系的新见解,而且在取样的过程中,也不需要对黑猩猩进行捕捉和处理。然而,即便黄金般的五十年已然过去,横亘在科学成功背后的尖刻讽刺意味却依然挥之不去,人类对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担忧它们能否延续生存下去。

  最近关于黑猩猩的两个新发现更是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忧虑。研究显示,这种最受世人宠爱并被广泛研究过的类人猿物种已经被隔绝在一块岛状的栖息地上,这块栖息地太过狭小,根本无法维系黑猩猩的长久延续;而且现在已有一些黑猩猩感染猿类艾滋病而死亡。

  缺少“文凭”的研究者

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丛林里的特雷莎修女

 

  如何研究黑猩猩以及从行为观察中能推导出哪些真相的问题,自考察初期就一直在困扰珍·古道尔,但随着第一个野外考察期的结束,这些问题的答案慢慢明晰了起来。就在此时,路易斯·李基告知珍,说自己准备把她招入剑桥大学攻读动物行为学(ethology)的博士学位,对珍来说,这绝对是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好建议。

  但顶着这个博士头衔也让珍·古道尔生出了不少烦恼。首先,她毕竟缺少一个学士学位。其次,她一直渴望能成为一名博物学家或者新闻记者,而现实的“科学家”头衔与她的梦想却相去甚远。“我当时对动物行为学的概念一无所知,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门专业其实就是研究动物的行为举止。”入学剑桥以后,在专业前辈和他们对野外考察的传统信念面前,珍·古道尔很快发现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有人告诉我,说我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是错的,这的确令人感到有些震惊。”当时她已经在冈贝考察了15个月,收集了大量的野外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通过对某些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而得到的,珍还给这些黑猩猩分别取名为灰胡子大卫、麦克、奥利和菲菲。但这样的拟人化研究并没有博得剑桥学究们的欢心,在他们眼中,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和情感属于拟人观(anthropomorphism)的研究范畴,与动物行为学毫不相干。“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以实际行动告诉我,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珍说,实际上,她所说的老师是指自己的小狗拉斯蒂。“这些人认为人类无法与那些大脑相当发达的动物们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和谐共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动物也拥有个性。”最终,珍·古道尔以实际行动对这些传统观点予以了回击(珍看起来温文尔雅,实则相当强悍),1966年9月,她正式成为了珍·古道尔博士。

  1968 年,原本小小的冈贝野生动物保护区正式升格为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当时珍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接受了一份研究资助,《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数篇文章以及传记电影《古道尔小姐和野生黑猩猩》中清秀且执着的形象也让已经结婚生子的珍·古道尔誉满全球。为了稳定下来,她在先前野外考察营地的基础上设立了冈贝河研究中心(Gombe Stream Research Center)。1971年,她出版了畅销书《黑猩猩在召唤》(In the Shadow of Man),描述了自己早期在冈贝丛林的研究和冒险经历。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她开始召集研究生以及其他研究学者前往冈贝,以帮助收集黑猩猩的相关数据和展开其他研究。虽然珍·古道尔对现代灵长类学的影响力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路易斯·李基,但在冈贝丛林中默默无闻做着研究的一大帮学者们却是这种影响力的真正来源,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位即安妮·普西现在是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专业的教授和主席,她同时也是珍·古道尔学院(设立于1977年)灵长类研究中心的主任。除此之外,普西还有一项重任在肩,即保管22个装满野外科考数据的档案柜,这些用英语或斯瓦西里语(Swahili)记录的笔记本、日记和表格就是五十年冈贝黑猩猩研究的最好见证。

  丛林并非伊甸园,猩猩研究并非坦途

  五十年的研究历程只因为一次突发事件而被迫中断过。1975年5月19日的夜里,三位年轻的美国人和一位荷兰籍女性被游荡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扎伊尔反叛军绑架了。虽然四名人质最后被释放了,但对于冈贝河研究中心来说,敞开胸怀随时迎接海外研究者和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们前来,似乎已不再是明智之举了。

  邻国泛滥的人为冲突并不是困扰冈贝的唯一灾难,黑猩猩之间的政治暴动也会酿成惨剧。凯瑟克拉(Kasekela)族群是冈贝黑猩猩研究中研究人员们主要关注的对象,自1974年开始,这个族群就对较小的卡哈玛(Kahama)族群发动了一系列的血腥袭击。这段侵略历史就是冈贝编年史上著名的四年战争(Four Year War),战争导致了不少黑猩猩个体的死亡,卡哈玛遭到灭族,它们的领地也被凯瑟克拉吞并了。甚至在凯瑟克拉族群内部,雄性黑猩猩之间为争夺首领位置而爆发的斗争也同样高度政治化,并充满了肢体争斗;而黑猩猩母亲杀死敌对雌性的儿女这样的恶性事件也发生过多次。“当初踏入冈贝的时候,”珍写到,“我以为黑猩猩比人类善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它们和人类一样可怕。”

  冈贝从来就不是伊甸园,这里危机四伏,恶疾肆虐。1966年,这里的猩猩群就遭遇了疾病打击(有可能是从邻近人类身上感染的脊髓灰质炎),有六只黑猩猩死亡或失踪,还有六只部分身体偏瘫;两年以后,呼吸道疾病(感冒?细菌性肺炎?)又在猩猩群中间蔓延开来,这一次灰胡子大卫和其他四只黑猩猩失踪;1987年年初,九只以上的黑猩猩死于肺炎。这些疾患表明了黑猩猩易于感染人类携带的病原体,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冈贝做研究的科学家们如此强烈关注猩猩的传染病问题。

  随着国家公园之外的景观变化,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了。数十年来,住在村落中的村民们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从陡峭的山坡上砍柴火,种庄稼,旱季的时候烧荒施肥,依靠不少的粮食生儿育女,养家糊口。上世纪90年代早期,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让冈贝国家公园变成了一个面朝坦噶尼喀湖的生态孤岛,其他三面被人类环绕。在这座孤岛上住着不超过100只黑猩猩,以保育生物学的标准来看,这个数目并不足以长期维系一个种群的存活,近亲繁殖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比脊髓灰质炎更具传染性比肺炎更致命的传染病会让黑猩猩族群不复存在。珍意识到,除了继续研究这种天真可爱的类人猿之外,人类还必须得为在劫难逃的它们做点什么。而且不光是黑猩猩,我们也必须得为那些可怜的人们做点什么。

  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城镇里,珍遇到了一位德裔农业学家乔治·施特龙登(George Strunden)。在他的帮助下,珍于1995年首次发起了坦噶尼喀流域造林和教育计划(TACARE),并在24个村落建立了树木苗圃。该计划旨在遏制对山坡树林的滥砍滥伐,保护村落水源,通过帮助村民植树最终将冈贝国家公园和外围的小片森林(那里也住着一些黑猩猩)重新连接起来。例如,在冈贝以东 16公里一小片被称为奎坦加(Kwitanga)的森林中就生活着数量不多的一群黑猩猩;而在东南边约80公里处,一个名为玛斯托-乌加拉(Masito-Ugalla)的生态系统则养育了500多只黑猩猩。通过再造林将这两个区域中的任意一处与冈贝连起来,公园里的黑猩猩就会因为基因流动和种群规模的扩大而受益,但它们也可能会因为其他族群的疾病扩散而受到打击。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上述计划都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但珍和自己团队通过社区合作、减少焚烧和天然林再生等恢复形式,一步步小心且耐心的按计划行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珍·古道尔
岁月已去,容颜易老,但珍·古道尔的名字已然成为一段不老的传奇。她被英国媒体冠以“奔走的特雷莎修女”之称,以此纪念她的贡献。图/国家地理

  猿猴免疫缺陷病毒带来困惑

  在造访冈贝的第二个清晨,国家地理记者大卫·奎曼沿着小屋(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珍曾断断续续在这里住过)之外的一条小路散步,没走出多远,就遭遇到一群黑猩猩。它们从斜坡上下来,放松的搜寻着早餐,大部分在地面上活动,偶尔也会爬到杜荆树上寻找紫黑色的小浆果吃。对于奎曼和其他坦桑尼亚籍研究者的存在,它们显得很是冷淡。这些黑猩猩中的某些个体可谓是大名鼎鼎,它们的名字或至少是家族史早已为动物研究者所熟知。那是格里莫林(Gremlin),它是梅丽莎(Melissa)的女儿,梅丽莎是珍初到冈贝时遇见的一只年轻雌性黑猩猩;格里莫林的女儿盖亚(Gaia)身上还挂着个小娃娃;盖亚年幼的妹妹戈登(Golden);帕克斯(Pax),它是臭名昭著喜欢自相残杀的帕什(Passion)的儿子;法吉(Fudge),它是范尼(Fanni)的儿子,飞飞(Fifi)的孙子,弗洛(Flo)的曾孙,弗洛就是珍早期著作中那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且长着丑陋鼻子的著名女族长;还有泰坦(Titan),它是一只巨大的雄性黑猩猩,年方15,正值壮龄。在冈贝国家公园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虽然你不可以过于接近黑猩猩,但某些时候可以利用技巧让黑猩猩主动靠近你。于是,当泰坦大踏步走到小路上时,我们赶紧退到路边挤作一团,好让这位魁梧且自信的家伙从我们身边大摇大摆的过去。与这些人类研究者长久以来建立的熟悉感,对那些笔记本、检查表的见惯不怪,让泰坦显得有些骄傲自大,玩世不恭。

  漫不经心的另一种表现也出现了:当格里莫林在小路上排便时,戈登也跑过来凑热闹。等它们出恭完毕,缓步走开后,一位名研究员赶紧戴上黄色乳胶手套,走了过去。他用一把小塑料勺子将格里莫林纤维状的橄榄色粪便铲到样品管中,然后在管上标明时间、日期、地点和格里莫林的名字。样品管中含有一种叫做RNAlater的稳定剂,它可以将RNA(例如逆转录病毒)保存下来以进行遗传分析之用。研究人员们每个月都会收集很多黑猩猩的粪便样品,然后送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比阿特丽丝·哈恩(Beatrice Hahn)实验室进行分析,这十年来哈恩一直在研究冈贝丛林里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黑猩猩身上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通常被简称为 SIVcpz,它是HIV-1的前身和起源病毒,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艾滋病病例都属于HIV-1。尽管名字听起来差不多,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过 SIVcpz引发野生黑猩猩免疫系统缺陷的病例,但哈恩对粪便样品的分子遗传学分析和冈贝的长期观察数据却动摇了这一结论。事实上,既然SIVcpz对黑猩猩是无害的,那为什么到人身上就发展成一种如此致命的传染病呢?是一些决定性的突变让这种良性的猩猩病毒变身为人类杀手的吗?200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对一系列关于艾滋病毒的思考进行了修正,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哈恩实验室的布兰登·基尔(Brandon F. Keele),而比阿特丽丝·哈恩和珍·古道尔是合著者。论文报道说,呈现SIV阳性的冈贝黑猩猩比同龄的SIV阴性黑猩猩所遭遇的死亡风险要高出10倍至16倍,已经发现了3具呈现SIV阳性的黑猩猩尸体,它们的身体组织(基于实验室的分子水平分析)表现出类似被艾滋病毒破坏过的痕迹。这一发现令世人感到震惊,看来一种类似于人类艾滋病的疾病正在杀死一些冈贝黑猩猩。

  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但最新揭示的这种关联性却让人感到头疼不已。“太可怕了,有些黑猩猩似乎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我不知道这种疾病在冈贝已经存在多少年了?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会感染其他黑猩猩族群吗?”为了保证所有非洲黑猩猩的生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但这个令人感到沮丧的发现对人类的艾滋病研究却有着潜在的重大意义。安东尼·柯林斯就指出,尽管在其他黑猩猩族群中也发现了SIV,“但这些研究对象都住得离人类较远;也许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可以回溯的宗族关系;而且这些黑猩猩族群也不会驯服到可以每个月为你提供样本的地步。”柯林斯说,“在冈贝发现这种病毒的确令人感到悲伤,但同时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们对艾滋病更加了解了。”

  分子遗传学这种神奇的新技术不仅能带来关于疾病的可怕启示,也能为我们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黑猩猩社会动力学和进化之谜。例如:冈贝黑猩猩们的生父到底是谁?母亲很明显,珍、安妮·普西和其他人对黑猩猩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作过很详尽的研究。但因为雌性黑猩猩经常和多个雄性随意交配,黑猩猩的父子关系非常难以确定。关于父亲身份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另一个问题:雄性黑猩猩在等级制度中进行的地位竞争——即通过不懈争斗争得头把交椅并稳坐几年——同繁殖优势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一位名叫艾米莉·卢波列夫斯基(Emily Wroblewski)的年轻科学家通过野外考察小组收集的粪便样品中的DNA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她发现地位较高的雄性成功的繁育出很多后代——但某些地位较低的雄性在这一点上同样干得不赖,它们的策略是通过感情投资如多花时间享受二人世界来赢得爱情,而且它们钟意的对象通常是年轻或者相貌较差的雌性黑猩猩。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珍从观测数据中就已经预测到了这样的发现。“那些成功勾引到生育能力很强的雌性并与之保持长期关系的雄性黑猩猩,”她写到,“才有可能成为雌性所生育后代的父亲,专情比滥情要管用得多,即便是头领黑猩猩也不例外。”

  从研究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

  在出版了一本伟大的科学著作《冈贝黑猩猩》(The Chimpanzees of Gombe)以后,越来越多的责任感让珍在1986年被迫结束了自己的野外生物学家生涯。从那以后,她成为了一名倡议者,一位旅行演说家,一位被公共使命感所驱使的女性。在冈贝的那些岁月让珍决心去改变很多医学研究实验室中黑猩猩的悲惨遭遇。将自己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崇高的道德准则与个人魅力以及优雅的奉献精神结合在一起,她取得了成功。珍还设立了若干个保护区,专门收养那些从囚笼中被解救出来的黑猩猩和那些因丛林肉食交易而沦为孤儿的小黑猩猩们。这些工作让珍开始关注人类行为对其他生物所造成的伤害,她设立了一个名为“珍·古道尔根与芽(Jane Goodall's Roots & Shoots)”的公益项目,专门鼓励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积极投身于环保,关注动物、环境和人类群落。这段时间珍又成为了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驻校探险家。她现在每年要花费300天的时间到处奔波,做无数次访谈和讲座,在大礼堂演讲,与政府官员会面,为珍·古道尔学院筹款以维持运营。间或,珍也会和一些朋友溜到森林里或草原上,去观察黑猩猩、沙丘鹤(sandhill crane)或黑爪雪貂(black-footed ferret),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振作精神,恢复活力。

  50 年前,路易斯·李基派珍·古道尔去研究黑猩猩,因为他觉得这些灵长类的行为可能有助于阐明人类的祖先来历,虽然珍忽略了李基先生的部分托付,她只研究了黑猩猩,研究了它们的生活起居,兴趣爱好,甚至价值取向。但在完成研究的同时,她所创立的研究体系和机遇还让其他科学家的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作为一个耀眼的个人典范,她引导了大批青年男女投身于科学和环保事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后,铭记冈贝在意义上已然超越了牢记珍·古道尔作为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但毫无疑问,这位坚强女性的一生无愧于伟大二字。


编辑: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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