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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英国社会变革和环境治理的“催化剂”

2020年03月25日作者:肖琪来源:中国环境报

  水,是生命之源。安全的饮用水更是人类健康的保障。今天我们理解这句话,可能跟理解“1+1=2”一样容易,但当年发现并证明这个道理,过程并不简单。人类,更准确地说是19世纪的英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与霍乱的艰辛斗争。

  与以往从社会学、医学史视角来研究英国霍乱不同,201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隔离病人到环境治理——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一书中,作者毛利霞将英国霍乱放在环境史的领域来研究,霍乱防治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19世纪末,当其他国家仍不时遭受霍乱侵扰时,英国得以幸免,这其中隐藏着什么奥秘?在毛利霞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扰乱生活的“不速之客”

  1816年,恒河流域暴发了全球第一次霍乱疫情,作为19世纪的“世纪病”和“世界病”,霍乱在19世纪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扣人心弦的剧情。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突发性强、死亡率高,这种令人闻风丧胆的传染病,本是印度恒河三角洲地区的地方病。印度历史上,一直有水葬的习俗, 人死后尸体在恒河顺流而下。1817 年恒河洪水泛滥,尸体携带的霍乱在恒河下游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后来波及整个印度大陆,又传播到曼谷、泰国和菲律宾等地,1821 年传入我国东南沿海,造成霍乱在亚洲地区的大流行。第一次霍乱大流行于 1824 年基本结束。

  随着印度大门打开,被称为“骑着骆驼旅行”的霍乱也被汇入世界市场的洪流。过去200年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7次全球性霍乱疫情。其中,霍乱在英国的4次露面让英国人历久难忘。它犹如一个闯入英国的“不速之客”,不但打乱了英国人固有的生活步调,还将英国社会与环境中不为人所关注的一面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推动英国进行社会改革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催化剂”。

  在毛利霞的书中介绍,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饱受霍乱之苦,对如何预防霍乱、如何治疗霍乱也经历了一个从惊慌失措到逐渐摸索的过程。然而,不同的是,英国人最早发现霍乱通过饮用水传播,找到了预防霍乱传播的关键,进而通过治理河流污染、改善供水,较早地摆脱了霍乱之苦。

  在研究过程中,霍乱传播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抽丝剥茧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毛利霞认为,探究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历程,有助于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又可以作为应对环境问题、提升环境意识的一个渠道,为我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提供参考。

  霍乱时期的理性思考

  在没有认识到霍乱会污染水源并通过污水传播之前,英国人在传染病防治上走了不少弯路。

  1832年的霍乱使伦敦陷入社会恐慌,埃德温·查德威克等卫生派认为霍乱是由瘴气传播的,而城市肮脏是传播瘴气的重要途径,他们主张改善城市卫生。卫生派把伦敦大大小小的化粪池和液体垃圾冲入下水道,最终流入泰晤士河,以减少瘴气的滋生,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泰晤士河的污染更严重了。伦敦依旧笼罩在霍乱的阴霾之下。

  1845年8月,伦敦出现小范围的霍乱疫情后,埃德加·斯诺医生加入霍乱研究的队伍之中,他通过著名的“布罗德街实验”揭示出了饮用水与霍乱存在联系。

  然而直到1849年8月底,斯诺的结论才以《论霍乱的传播方式》这一研究成果问世。可是,由于他的证据都来源于实例,缺乏系统的理论根基,结果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他的理论。直到1865年,霍乱从埃及传入英国,伦敦东区受害最深,通过对死亡数据的分析,统计总署的威廉·法尔将目光聚集在东伦敦供水公司的客户身上,更多的人才开始接受斯诺的霍乱传染理论。

  斯诺的理论引出一系列问题,含有霍乱病菌的排泄物为何能污染饮用水?人们为何一直在饮用被污染了的水?

  19世纪,大部分英国人的日常用水还来自井水、河水等免费水。从经济承受能力来说,能买得起供水公司水的只有社会中上层,而贫穷阶层只能使用免费的水,这些水主要来自公共蓄水池、私人和公共的水井、池塘、雨水等。

  事实上,无论是穷人使用的井水和河水,还是富人使用的供水公司供水,其水源都来自附近的河流。从中世纪时代开始,英国的某些河流已经成为天然的下水道和排水沟,人们习惯把垃圾和污水排入河流。工业革命后,尤其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制造业兴起后,英国人口和工业日渐集中在河流两岸,增加了河水的利用和河岸的垃圾。日积月累之下,河流污染的状况触目惊心,成为霍乱传播的最佳场所。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均未能逃过被污染的水源。

  找到这个症结后,英国开始通过治理水污染来助力霍乱防治。至此,英国的霍乱防治之路走过了隔离病人的“迷雾”阶段,环境治理也进入到公众视野中。

  推动河流污染治理走向科学化

  19世纪的英国人从霍乱防治经历中明白了水源污染的致命伤害。

  从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可知,治理水污染是防治传染病的关键一环,包括使污染的河水成为无害的、可饮用的水源以及改善供水公司的水质等措施。为此,英国议会出台相关立法治理河流污染,各地也进行供水改革。

  然而,就泰晤士河污染治理与花费问题,各地与伦敦、城市与农村展开了激烈的权责之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泰晤士河伦敦段的污染治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泰晤士河的整体状况,反而有可能助长其他河段的污染程度。

  就在人们扯皮推诿时,河流并未停止污染恶化的脚步,此时政府无法袖手旁观。1876年英国《河流污染防治法》问世,这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规。虽然匆匆通过的这部法规在各项条款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弹性空间,但是至少,很多问题在法律层面得到讨论,河流治理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科学化。

  1892年,当汉堡地区霍乱流行时,英国穷人依然饮用附近的河水,但没有感染霍乱,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河流污染治理在防治霍乱传播方面的良好效果。

  毛利霞认为,探索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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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