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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样本

——“两山”理论发源地浙江余村的“后矿山时代”

2019年08月05日作者:来源:新京报

  葛家三代人。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余村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参观学习。 夏鹏飞 摄 

  湖州三合村原华阳矿治理之后,变身花卉种植基地。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浙北安吉县余村,三面环山,村口一块石碑矗立,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村靠着优质的矿石资源成为安吉“首富村”,却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等代价。

  这不仅是余村的挑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十年持续增长,不少地方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压力,遭遇“成长中的烦恼”。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安吉余村考察,对余村主动关停矿山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两山”理论因矿而起,却早已超越了矿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重要国策。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3年,习近平对“两山”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阐释如何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金山银山)与生态环境保护(绿水青山)的关系。

  57岁的葛元德身上有两道伤疤,一道在下巴,像卧着条黑色蚯蚓,一道在左臂内侧,像不规则的盖章。这是早年矿工生涯留下的印记。

  葛元德是浙江湖州安吉县余村村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余村仅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个矿山、一个水泥厂,俗称“一厂三矿”。村里和葛元德一样的矿工有两三百人。

  5820平方公里的湖州,高峰时期有矿山超千个——不到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矿山。位于长三角腹地、优质的石材、发达的水运,湖州一度成为华东重要的建材基地之一。当时的湖州人津津乐道,“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

  “一厂三矿”让余村迅速成为安吉县“首富村”,但余村的青山绿水却在砰砰炮声和隆隆烟雾中变了样。在厂矿工作的不少村民落下了腰疼、尘肺病甚至终身伤残。

  2003年1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同时,湖州启动全市矿山整治,余村厂矿从2003年起陆续关停。2005年8月,习近平视察余村时指出,“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历多年治矿改造,如今,余村已是远近闻名的3A级旅游景区,从“卖矿石”变成了“卖风景”、“卖文创”,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也刻在余村村头的一块大石头上,迎接八方来客。

  后矿山时代的绿色生活

  葛元德现在的工作是帮儿子葛军看店。3年前,葛军从杭州回到余村创业,主要销售手工艺竹制品和安吉特产。他在自家门前建起了一座庭院,取名“两山文创阁”。

  安吉产竹,翠竹漫山遍野,这里还形成了方圆万亩的著名景点“中国大竹海”——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之地。

  “你别小看竹子,全身都是宝。”5月24日,33岁的葛军告诉新京报记者,竹子的根可做根雕,笋做各种食品,竹篾编织竹帘、竹席,提取物可入药。

  他从周边各村手工艺人家里搜罗竹制品,既有可收纳的竹篮、竹杯、洗帚等生活用品,也有竹雕老寿星、可悬挂的竹篾编灯等手工艺品。

  文创阁自2018年10月1日开张,顾客络绎不绝。面对游客,葛军除了推介产品,还要讲解余村的历史文化,他专门开了间书画工作室,让游客能坐下来品茶、欣赏山水画。

  作为从杭州回来的人,葛军自然不忘开淘宝店,第一个客户来自河北唐山,买走了几把竹椅。葛军的微信群有400多人,都是安吉各个村子的手艺人,文创生意的火爆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除了卖文创,余村的旅游生意还有很多。2005年开业的春林山庄是余村第一家农家乐,老板潘春林以前也是厂矿工人,关矿后,村里组织人出去学习考察,他是其中之一。春林山庄共四层,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人用餐、50人住宿,周末常常爆满。

  现在余村已有40多家农家乐,地道的竹笋、土鸡等农家菜深受欢迎。不少农家乐老板们还在杭州、上海开起了旅游公司,专门承接大城市来客。

  50岁的胡加兴从天荒坪镇引水,把村里的小河开发成了漂流河,两岸青山,碧水潺潺,“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村里有座矿山遗址公园,是葛元德曾经工作的冷水洞矿山改造的。山体复绿、路面铺设砾石,一条十几公里的林道从北面山上蜿蜒而下,一旁便是林下经济选种园,俨然天然花园,只有半山上部分裸露的石头显示着矿山的年代记忆。

  “绿水青山”终于变成了“金山银山”。

  余村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游客,去年累计超过80万人次。2018年,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41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1378元,比2018年湖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高出1万元,比全省平均高出约14000元。

  “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

  学美术出身的葛军形容现在的余村是 “一幅亮色调的画”,然而,在他小时候,余村还是一幅“灰色调的画”——天空发灰,河水发黑,连山上的毛竹都是枯黄的一片。

  浙江地域“七山一水两分田”,余村山地多,粮食往往不够吃。葛元德的父亲、79岁的葛启山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份好时一个生产队能有一千块钱收入,三十几户人家,每家只能分到二三十块钱。

  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创办乡镇企业,余村石灰岩储量丰富,于是,村里陆续建起了石灰窑、水泥厂、砖瓦厂,葛元德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石灰窑工作。由于质地上乘,余村的石灰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石料主要销往上海、苏南等地,不少标志性建筑如上海中心大厦、京沪高铁、磁悬浮等,都采用湖州的石料——“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湖州人对此津津乐道。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石灰窑,最早的时候挣36块钱一个月,抵得上过去一年,后来涨到500多块钱一个月。”葛启山记得,生产队用石灰去外村换稻子,一下子解决了吃饭问题。靠着在矿上跑运输,葛家1996年建起了两层楼房,是村里最早有卫生间的房子。

  不仅余村,整个湖州都在开矿。65岁的张兴江是吴兴区道场乡原矿业公司总经理,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州开矿达到最高峰,最多有超过1000个矿山,光道场乡便有37个矿山,“只要有河道、有矿山的,基本上都会开矿”。

  “一厂三矿”让余村摆脱了贫困,成了安吉县“首富村”,却也使得余村在炮声中变了样。

  葛元德工作的冷水洞矿山,一天大炮小炮几百次,坐在两公里外的家中都能感受到震动。水泥厂离村子不到一公里,日夜生产,直径两米五的大烟囱排放烟雾,像一条黑龙,家里的桌子两个小时就能当黑板写字。

  前厂后矿,把余村夹在中间。余村原党委书记鲍新民说,“工人们从矿上下班回家,脸上全是黑的,只看见两只眼睛,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61岁的村民施水根比喻,“灰尘像马奔跑在西北沙漠一样,下雨了河里的水就像米汤一样”。

  安全生产也无法保障。一个矿山几十号人,有人在山上敲,有人在山下拉,那时候用的是铁镐、大锤、推车等原始工具,凿洞、放炸药、开山,把石头一车车运下来。有个年轻人刚高中毕业,在矿山上被石头砸死了,还有得尘肺病的、留下终身残疾的。葛元德身上的伤疤便是在搬石头时,被碎石砸伤。不时还有石块飞到村里,砸坏村民的房顶。

  由于地处上游,安吉县污染严重,下游区域也受到连累。1998年,国务院发出黄牌警告:安吉县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

  “那个时候的开采没有规划,呈现出‘小、散、乱、污’的特点。”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龚西征总结。

  “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2002年,浙江省提出建设“绿色浙江”;2003年1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同时,湖州启动全市矿山整治,2003年起,余村厂矿开始陆续关停。

  这在最初引起了部分村民的不解。关停厂矿后,村集体收入一下子从300多万降到了20万,这还是靠厂房出租得来的,连村干部工资都发不出。彼时龚西征在湖州市国土局工作,关矿时期他接待了数百名群众,纷纷要求政府给说法。

  当时余村在厂矿工作的人有二三百人,葛元德记得,当时分成两派,有人坚决反对关矿,但也有人说开矿污染大,还是关了好。

  “当时思想认识不统一”,龚西征说,“矿山还是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谁肯轻易关掉?”

  就在大家迷茫之际,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余村,一段当时的视频资料显示,鲍新民讲述了关矿遇到的困境后,习近平这样答复:“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什么看着好就什么都要,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刚才你们讲下决心关停矿山,这个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总书记说要知道放弃,要知道选择。”时隔十多年,在余村村委会办公室,鲍新民回忆当年情景依然激动不已。

  之后,湖州关停厂矿推进顺利起来。“按照‘减点控量、生态聚集’原则,湖州关闭矿山的速度很快。”龚西征说,如今湖州的在产矿山已从2003年的612个减少到不足50个。

  炮声停了之后,接下来该干什么? “总书记当时提到了‘逆城市化’,说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逆城市化,湖州与杭州、上海、苏州离得近,城市的人会选择住在农村、郊区。”鲍新民说。

  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余村充分发挥竹乡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创产业,这才有了如今的“绿色生活”。

  关停之后,如何治矿?

  沿着葛元德家往后山走两公里多,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冷水洞矿山。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余村的一大景点——冷水洞矿山遗址。

  按照余村的整体规划,关闭矿山之后村子分为生态旅游区、生活小区和农业观光区,矿山遗址则打造成矿山花园。

  2005年,余村对废弃的矿山复耕复绿。以前裸露的山体种上绿色植被,回填矿底,铺上一层砾石。2016年,余村对冷水洞矿山进行再次改造,增设采矿类型的景观小品,每次看到眼前“炸药开山”、“抡着大锤敲石头”、手扶拖拉机等开矿的雕塑,总能一下子唤醒葛元德对那个肩挑背扛采矿年代的记忆。

  龚西征告诉新京报记者,湖州是全国最早系统全面开展废弃矿山治理的地方,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景则景”的原则,湖州已累计完成废弃矿山治理300多个。

  在湖州,还有其他废弃矿山“变废为宝”的案例。

  花鸟市场经营者韦忠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花卉种植基地。2016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湖州三合村的华阳矿,意外发现这个“世外桃源”。

  华阳矿2009年关闭后一度被遗弃,甚至成了垃圾场。韦忠良却一眼相中:山坡形成天然的围墙,地势高、晚上露水好,非常适合种植花草。2016年,韦忠良与镇政府签约30年,承包了包括平地和周边山坡共320亩土地。

  六七月份,韦忠良的大棚里,数十万棵兰花、杜鹃、月季、草花清香扑鼻,昔日的废弃矿山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园。

  长兴县和平镇的虹东石矿,通过修复回填,形成了一片种植面积570亩的水田;吴兴区道场乡九里红村,在原矿坑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可以垂钓、游玩的农场;超大型游乐园“龙之梦”项目也是在废弃矿山上建起来的。

  目前仍然在产的不到50个矿山,则按照绿色矿业的要求进行生产。新京报记者走访多个矿山,若不靠近,很难发现矿山就在眼前。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才超说,如今他去矿上走一圈,“皮鞋都不沾灰”。

  “开采技术的进步、更严格的环保要求,矿山已经不再是想象中高污染行业。” 煤山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潘卫锋介绍,矿石经货车运输到料口、粉碎机,通过全封闭的运输管道到水泥厂,实现原料从矿山直接到水泥厂,路边的喷淋装置随时消灭粉尘。

  2005年12月,湖州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绿色矿山,逐渐形成绿色矿山建设的整套规范制度标准体系。截至2018年,全市建成绿色矿山47家,建成率达到96%。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说,采矿可以彻底摈弃过去那种先破坏、后治理的陈旧模式,“矿业可以‘无痕融入’绿水青山。”

  改变的不仅是矿山

  在安徽、广东、甘肃、江西等地,都存在年产量上千万吨的大矿山。这些年,越来越多前来参观学习的外地采矿业人士对打造绿色矿山充满兴趣。

  2018年6月,湖州举办中国矿业循环经济暨绿色矿业发展论坛,分享了多年来建设绿色矿山的理念、体系、标准,全面治理废弃矿山的经验。“矿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又是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元素,建设绿色矿山是矿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龚西征说,走持续发展之路才有出路,“转变观念是第一要务。”

  观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矿山治理上,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

  胡加兴还记得,2007年他的漂流生意开业后,发了场大水,生活垃圾遍布河道,树枝上“彩旗飘飘”。胡加兴说,当时村民们还是习惯往河里扔垃圾。一段1998年的余村老视频显示,那时村里到处停着拖拉机,垃圾堆在路边焚烧。

  2008年起,余村开始建设美丽乡村,改造村容村貌。现在,村民们会自觉将垃圾分类,集中处置,污水处理也实现了全村覆盖。

  其实早在20年前,余村就尝试过发展旅游。1997年,余村投资几百万元修建隆庆庵,但因为环境差,没多少游客。如今,一位村干部计划将村里废弃的土地整成草坪,打造休闲、露营场所,“保持完好的青山绿水是现在要做的”。

  “余村的变迁,与村民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鲍新民说。

  去年,鲍新民去了趟北京,他当选为全国百名改革开放先锋之一。在人民大会堂,他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握手。在国家博物馆,鲍新民看到展厅里展示着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就。

  7月的安吉,天气炎热,溪水清澈见底,上游传来漂流游客们的嬉笑声。到了傍晚,余村一片静谧祥和,昔日矿山的“砰砰”声变成了如今风吹竹林的“沙沙”声。

  晚风中,葛元德感到很惬意,帮儿子看店之余,他会侍弄些花花草草,还有从矿山捡来的奇石。“上一代种田,这一代开矿,下一代创业”,他如此总结葛家三代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向凯 湖州报道


编辑:宋阳